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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中国领袖传记的犹太人



    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哈佛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被热炒。傅高义本人也频频出镜,讲述他写作的心路历程。其实倒退数年,这本书就已经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必读本。2012年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专门在自己的Facebook上推荐此书,称傅高义的写作和研究“令人信服”。

   《邓小平时代》的英文版写就于2013年前,是曾作为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的傅高义,花费10年时间磨练出来的一部巨作。英文名为“邓小平与中国转型”。由于中文版突出了邓小平的名字,而忽略了英文名的后半段,人们更愿意将这本书看作是外国人写作的邓小平传记。这让人不由得也想到了数年前风靡一时、同样由外国人写成的江泽民传记——《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这本书的作者是库恩。

   无论是《邓小平时代》还是《江泽民传》,它们有两个有趣的共同点:一是在中国民间至今尚未允许随意出版领导人传记的当下,两本书都是被中国政府默许,甚至支持推广的中国高层“史记”,具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和宣传意味;二是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常年接触中国的犹太人。

   很多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认识很单一,不少人受到了《货币战争》这本书的宣传误导,以为犹太人真的如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通过金融来暗中操纵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格局变化。其实有关“犹太人统治世界”的理论在西方早就受到了经久不衰的批判,《货币战争》所引述的一些例子,追溯其本源几乎都来自德国纳粹的反犹宣传。笔者曾与一些以色列官员、学者、美国犹太组织交流过,提到这种现象的时候,他们的普遍看法是,中国人确实对犹太人认识不足,由于中国从来没有过反犹主义,所以官方也没有如西方政府那样对社会进行相关介绍和引导。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位继承人在被问到《货币战争》揭露“犹太人统治世界”时曾哈哈大笑:“如果他(作者)说的是真的,你觉得他还会活到今天吗?”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中国人是通过《货币战争》一书认识到了犹太人的“能量”。不过这基本上只是草根阶层对犹太人的认知。和中国上层对犹太人的了解相比太过肤浅。《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传》可以被视作中国上层对犹太人价值认知的典型代表作。

   《邓小平时代》傅高义,从长相上看就是一位典型的犹太人,高鼻大眼,做事也符合犹太人的风格。他给中国友人一直寄送的都是新年贺卡,而不是西方人常寄的圣诞贺卡,因为犹太人不过圣诞节。

   传统意义上犹太人有着聪明的经济头脑。这种头脑和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爆发出巨大的社会能量。

   凭借《邓小平时代》,傅高义在中国获得了超高人气,除了书籍已经卖出了近百万册之多以外,84岁高龄的傅高义频繁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到地方做讲座。这是西方学者在华很少受到的重大礼遇。他甚至还被授予了在上海颁发的“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中国之所以看重傅高义的研究,其实看到的也是这位犹太人背后的一些政治经济软实力。傅高义是数十年来,除了费正清之外,对中国研究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人。这也是费正清去世后,他能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的根本原因。这种高高在上的“学者领袖”形象,使得他能在整个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呼风唤雨,他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对西方人理解和认知中国,都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这也是微软总裁盖茨,这位与中国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巨商大贾,还能“拜倒”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脚下的原因。

   傅高义对《邓小平时代》的价值也毫不讳言,3年前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非常直白的介绍,“这本书可以教育美国人更好地认识中国。”他的这种思想,当然也符合中国官方思维。

    在大陆出版的《邓小平时代》虽然是删节版,一些敏感内容被过滤掉,但仍然基本上原汁原味的保持了傅高义的研究特色,特别是邓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决策过程以及由此脉络发展,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对在大陆的删节版,傅高义没有公开表达过激烈批评,这是这位聪明的犹太人与中国官方的默契所在。

   和傅高义一样,现年70岁的罗伯特库恩也是一位中国非常重视的美国犹太人。2005年《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出版,成为中国出版的首部在世最高领导人传记。库恩之后开始为中国大众所熟知。

   其实早在1989年库恩就开始与中国高层互动。在那段中国被西方质疑的日子里,身为人脑学博士、同时也是国际经济战略咨询师的库恩,应时任国务委员兼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请担任顾问,开始受到中国政府的信任。

   2000年开始写《江泽民传》的几年内,库恩称在中国没有从事任何商业项目,停止了在中国的一切商业活动,没有收到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报酬。

   和傅高义一样,库恩也时不时会出现在中国媒体上,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和外交关系发表看法。立场符合中国的对外战略。他因而也被媒体称为“中国在西方的宣传员”。但这位“宣传员”可不是义务的,作为犹太人的库恩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2005年《江泽民传》成书后,库恩博士开始名利双收。

   笔者曾关注过库恩的“政经资本运作”。2006年,他成为美国国际集团的合伙人,也是花旗集团全球投资银行的高级顾问,主要负责涉华战略。2009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委托其为中国改革30年历程作传。最终《中国30年》一书面世。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都为其作序。

   巧合的是,傅高义和库恩在频繁的媒体访问中,都恰到好处地提到了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傅高义认为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衣钵;库恩更是以自己的和习近平在浙江接触的实际经验,来形容习的“热情”让他印象深刻。

   作为在西方学界和商界的知名犹太人,傅高义和库恩都不约而同地与中国高层传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是两个典型的中外互动的“样本”。

   在笔者看来,并非历史学家的傅高义所作的人物研究,填补了重大学术空白;从历史角度考虑,是其晚年学术的巅峰之作。这是他作为中国学者的最宝贵“收益”。库恩的“收益”更加直接,体现了政治影响力转化商业价值的成功模式。

   中国为两人的写作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可能,比如傅高义到广东采访研究改革开放,与邓小平家人朋友晤面;库恩多次和中国高层面谈等。他们真切地体会到了中国的开放性,中国在这种似有似无的“合作”中收获了应有的传播价值和形象推广。

   其实谈到和中国高层走近的犹太人,不得不说的是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几年前他也出版了一本字典般厚度的巨著《论中国》。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基辛格数十年来和中国打交道的心血凝结。

   基辛格在中国政商两届一直游刃有余,在重庆与薄熙来一块唱红歌甚至也可能看到他的身影。早已不问政事的基辛格始终没有离开中国。他的每一本书和每一次访华,都是加深外界对他“中国通”印记的标志。他的每一次与中国中央和地方高层的互动,都会对试图接触中国的西方潜在商业客户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传播价值。从经济角度而言,库恩复制的是基辛格的“中国互动模式”。

   再往前回溯到毛泽东时代,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投奔中共的著名媒体人和学者爱泼斯坦。他是美国犹太人,为知名刊物《今日中国》的创办人,被视作是中国五代高层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爱泼斯坦的半生心血与中国密不可分,取得的成绩皆与中国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也是学者傅高义体现自身价值、为中国领袖“作传”的潜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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